笔趣阁 www.biquge2.com,蒋介石评传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,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,乃是刻意的安排,作为缓冲而已。严氏苏南人,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浓软语之乡,官做得最高之一人,但是他是为别人作嫁衣裳。最有趣的是,他个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“裁缝师傅”蒋介石阅人多矣,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,提拔为自己的“副总统”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,严“副总统”继位。诚惶诚恐的严“总统”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“指示”下,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届“总统”选举,立即让贤,亟称蒋经国的盛德。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,三国志说:“汉帝以众望在魏,乃召群公卿士,告祠高庙,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。”(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,页六十二)我们若把“汉帝”代换为“严总统”易“魏”为“蒋”一样适用。等而下之的则是,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,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,第六任便是蒋经国,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。
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,经国为改变形象,做了一些引进“青年才俊”“惠而不费”的措施之后“马上声名大振,观感一新”(见页二三四)早在一九七三年,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,遥望台北,称蒋经国为“伟大的政治家”、“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”(见该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: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?)蒋经国继“总统”之后,国际形势日益恶劣,岛内反对势力汹汹,老兵“想家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做了一些改革,放松了一些控制,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。就这样,他于一九八八年年初死于第七届“总统”任上时,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,甚至有人恭维他是“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”
其实,蒋经国从一九三九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,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,实际所统治的中国,在赣南,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;在台湾,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,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,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,相差极远。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、东北外交特派员、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,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,其他影响,不过一时一地而已,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,谈不到什么事功。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,比例自然不当。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、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,可谓比拟不伦;许倬云说“经国先生的贡献,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”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“炳耀千秋”乃在他赛过石敬瑭,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,其祸害整个中国,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,遗害二三百年,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,蒋经国固乏善可陈,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,是否尚有可足“炳耀千秋”的呢?以客观的历史学家看来,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,实在也大有问题。
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,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“经济奇迹”一个是说制造了“政治奇迹”关于前者,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;关于后者,错误在胡说。台湾经济的发展,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,不是蒋经国个人的,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,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,还轮不到蒋经国。蒋经国在苏联留学,懂的是格别乌,对经济却鸦鸦乌,他的经济政策,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。医学上有所谓“小发作”(petitmal)、“大发作”(grandmal)。“小发作”代表一种癫痫(epilepsy)的发作,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,时间也很短,不过几秒钟;“大发作”则相反,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。这种发作,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,反以为是恶魔附体。法文这字原意,就是大恶魔,即因此而来也。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“打老虎”调来“戡建大队”动员六个军警单位(金管局、警察局、警备部稽查处、宪兵、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),想要解决经济问题,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。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?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,就在七十年代之初,蒋经国还声言对“限价措施”“有成功的绝对信心”呢。就在一九八六年,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“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‘物价警察’角色”呢。四十年的台湾经济,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,恰像那“天方夜谭”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,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。没有这种负担,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,当不止于此。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,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,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。事实上,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,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、大量美援,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,四十年的岁月,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,领导者以中人之资、行无为之政,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,辜鸿铭讥笑袁世凯,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需学问外,天下事皆需学问,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,实在也无需太高的学问,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。美国总统杜鲁门(harrys.truman)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,看台湾经济发展,当知两百老妈子中,必有芳草。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,溢美蒋经国,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?
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“政治奇迹”则失之太远。事实上,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。“政治”祸害的程度,才堪称“奇迹”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起,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、是“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”、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,但他另负“政治行动委员会”的实际责任、“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”的实际责任,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,后来名义上是“救国团主任”、是“国防会议副秘书长”、是“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”、是“行政院政务委员”、是“国防部副部长”、“部长”、是“行政院副院长”、“院长”以至于最后干上“总统”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,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、都由他负实际责任。换句话说,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、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、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、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、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、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、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、四十年的志士服刑、豪杰受难、亲人望眼、稚子含悲、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,蒋介石固为罪魁,蒋经国亦为祸首,并且在执行上,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。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,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。所以,台湾四十年的“冰河期”四十年在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大冻结、大逆退,蒋经国是众“妄”所归的真正负责人。
这一真正负责人,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,在死前几个月里、在衰病侵寻中、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,只不过虚晃几.着,搞一点开放党禁、报禁、探亲的噱头、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,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、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(如对书刊的查禁,竟杠上开花,用到“违警”、“妨害秩序”等法令,尺度之严,前所未有),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,奉为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守护神了,由此可见,夏志清所谓的“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”、余英时所谓的“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”、杨力宇所谓的“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”、郑竹园所谓的“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,绝难如此辉煌”、张旭成所谓的“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”、戴国辉所谓的“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”、林毓生所谓的“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,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”、胡平所谓的“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,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”等等,都是知识分子信口乱拍马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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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,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,乃是刻意的安排,作为缓冲而已。严氏苏南人,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浓软语之乡,官做得最高之一人,但是他是为别人作嫁衣裳。最有趣的是,他个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“裁缝师傅”蒋介石阅人多矣,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,提拔为自己的“副总统”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,严“副总统”继位。诚惶诚恐的严“总统”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“指示”下,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届“总统”选举,立即让贤,亟称蒋经国的盛德。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,三国志说:“汉帝以众望在魏,乃召群公卿士,告祠高庙,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。”(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,页六十二)我们若把“汉帝”代换为“严总统”易“魏”为“蒋”一样适用。等而下之的则是,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,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,第六任便是蒋经国,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。
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,经国为改变形象,做了一些引进“青年才俊”“惠而不费”的措施之后“马上声名大振,观感一新”(见页二三四)早在一九七三年,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,遥望台北,称蒋经国为“伟大的政治家”、“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”(见该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: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?)蒋经国继“总统”之后,国际形势日益恶劣,岛内反对势力汹汹,老兵“想家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做了一些改革,放松了一些控制,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。就这样,他于一九八八年年初死于第七届“总统”任上时,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,甚至有人恭维他是“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”
其实,蒋经国从一九三九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,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,实际所统治的中国,在赣南,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;在台湾,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,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,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,相差极远。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、东北外交特派员、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,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,其他影响,不过一时一地而已,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,谈不到什么事功。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,比例自然不当。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、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,可谓比拟不伦;许倬云说“经国先生的贡献,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”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“炳耀千秋”乃在他赛过石敬瑭,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,其祸害整个中国,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,遗害二三百年,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,蒋经国固乏善可陈,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,是否尚有可足“炳耀千秋”的呢?以客观的历史学家看来,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,实在也大有问题。
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,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“经济奇迹”一个是说制造了“政治奇迹”关于前者,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;关于后者,错误在胡说。台湾经济的发展,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,不是蒋经国个人的,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,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,还轮不到蒋经国。蒋经国在苏联留学,懂的是格别乌,对经济却鸦鸦乌,他的经济政策,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。医学上有所谓“小发作”(petitmal)、“大发作”(grandmal)。“小发作”代表一种癫痫(epilepsy)的发作,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,时间也很短,不过几秒钟;“大发作”则相反,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。这种发作,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,反以为是恶魔附体。法文这字原意,就是大恶魔,即因此而来也。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“打老虎”调来“戡建大队”动员六个军警单位(金管局、警察局、警备部稽查处、宪兵、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),想要解决经济问题,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。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?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,就在七十年代之初,蒋经国还声言对“限价措施”“有成功的绝对信心”呢。就在一九八六年,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“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‘物价警察’角色”呢。四十年的台湾经济,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,恰像那“天方夜谭”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,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。没有这种负担,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,当不止于此。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,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,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。事实上,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,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、大量美援,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,四十年的岁月,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,领导者以中人之资、行无为之政,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,辜鸿铭讥笑袁世凯,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需学问外,天下事皆需学问,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,实在也无需太高的学问,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。美国总统杜鲁门(harrys.truman)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,看台湾经济发展,当知两百老妈子中,必有芳草。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,溢美蒋经国,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?
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“政治奇迹”则失之太远。事实上,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。“政治”祸害的程度,才堪称“奇迹”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起,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、是“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”、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,但他另负“政治行动委员会”的实际责任、“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”的实际责任,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,后来名义上是“救国团主任”、是“国防会议副秘书长”、是“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”、是“行政院政务委员”、是“国防部副部长”、“部长”、是“行政院副院长”、“院长”以至于最后干上“总统”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,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、都由他负实际责任。换句话说,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、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、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、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、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、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、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、四十年的志士服刑、豪杰受难、亲人望眼、稚子含悲、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,蒋介石固为罪魁,蒋经国亦为祸首,并且在执行上,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。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,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。所以,台湾四十年的“冰河期”四十年在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大冻结、大逆退,蒋经国是众“妄”所归的真正负责人。
这一真正负责人,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,在死前几个月里、在衰病侵寻中、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,只不过虚晃几.着,搞一点开放党禁、报禁、探亲的噱头、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,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、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(如对书刊的查禁,竟杠上开花,用到“违警”、“妨害秩序”等法令,尺度之严,前所未有),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,奉为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守护神了,由此可见,夏志清所谓的“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”、余英时所谓的“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”、杨力宇所谓的“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”、郑竹园所谓的“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,绝难如此辉煌”、张旭成所谓的“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”、戴国辉所谓的“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”、林毓生所谓的“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,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”、胡平所谓的“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,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”等等,都是知识分子信口乱拍马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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