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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有人说：“声妓晚景从良，一世之烟花无碍；贞妇白头失守，半生之清苦俱非。”“看人只看后半截。”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、解除那个，我们就该与人为善，称赞称赞。可是我们认为，称赞任何人都可以，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，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，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，我们岂可轻予认定？这位“声妓”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（注意：只是宣布而已）老娘洗手不干了，这种最后几个月的“从良”为时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？
在咚咚马屁声中，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：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。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？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，死前三年时候，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，说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，自今事有伤害百姓、靡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”汉武帝尽管这么说，但历史上，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——历史的定论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。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、信惑神怪、巡游无度、黩武穷兵、北逐匈奴、西通西域、东平朝鲜、南置九郡，因为这都是真的，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、信惑神怪、巡游无度、戒严弄兵、北卖外蒙、西通老美、东媚日本、南联新加坡，因为这也都是真的，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守护神。正相反的，他的一生，所作所为，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，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，是对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的最大亵渎。一个人踩你的脚，一踩四十年，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，你却反而歌颂他，这叫什么政治伦理？又叫什么人间是非？要歌颂，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，而不是他的贵脚啊。至于政治犯陈映真、王拓、柏杨之流，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奉承阿谀之言，则更属失态之尤者，他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，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，未免太忘本了。
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，并且在“政治奇迹”上，还别有“奇迹”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，不尊重政治制度，搞个人独裁。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，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干部，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，本来就有限，蒋经国回国后，在庭训之下，红中带青，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，到搞小组织“燕廉”、“铁血救国会”、“中正学社”活动等等，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、搞个人独裁的路线。这使台湾政治局面，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，犹陷在党内无民主、党政不分、一人领导等特色之上。金耀基说“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，尽了他的责任，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”全是不实的阿谀。事实上，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“积极功能”都在违反“民主的转化”父亲做“总统”、儿子做“行政院长”这叫什么“民主的转化”？父死子继为“主席”、父死子继为“总统”这又叫什么“民主的转化”？蒋介石做“总统”则为“总统制”、蒋经国做“行政院长”则为“内阁制”、做“总统”又为“总统制”这又叫什么“民主的转化”？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，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，而把制度扭曲。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，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，这算什么制度？蒋经国毫无战功，也没打过仗，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，这又算什么制度？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，自己不以为异，人亦不敢以为异，原因无他，搞个人崇拜使然耳。鹿桥说蒋经国是“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”、徐一鸣（无知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）说蒋经国“不搞个人崇拜”统统是不知所云。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，门槛之精，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。蒋介石的个人崇拜，使民畏其威；蒋经国搞个人崇拜，使民惑其亲。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竟亦说蒋经国“仁民爱物，功在国家”；台湾政客朱高正说蒋经国“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”这些不实的谀词，究其原始，都和蒋经国的“亲民‘秀’（show）”不无关系。而这一“亲民‘秀’”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。
蒋经国搞“亲民‘秀’”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。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间，就下乡一九七次、“与民同乐”一五五天。细部举例，像开东西横贯公路，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；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，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；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；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。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，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。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：淮南子所说的“重为惠，若重为暴”“重”是不轻易，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，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。统治者要节制自己，做到“无智”、“无能”、“无为”的三无。“无智，故能使众智也；无能，故能使众能也；无为，故能使众为也。”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、不炫耀能力、不捞过界下决定，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、才不做奴才。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，他要亲施小惠，并且政由己出。结果呢，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、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、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、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，都要“领袖”说了算，到头来“领袖”永远是“一生劳瘁”、“力疾从公”他累得要死，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。
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，周勃不清楚，又脸红又流汗，表示惭愧；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，陈平坦然说不知道，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，不必问我，我是大臣，是管大事的。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，并且怡然自得。陈平是国家大臣，大臣怎么能管屁事？管屁事，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。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，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，这是干什么？一座小庙，值得这样探求民隐，才能了解吗？民隐并非不可探求，但是这样子频繁、这样子毫无章法，不是做“秀”又是什么呢？纪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“亲冒危险，深入荒山，披荆斩棘，风餐露宿去勘察路线”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，何劳“大政治家”亲自出马？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，试问一朝“反攻大陆”、“光复大陆”了，可怎么办？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，建设起来，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，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，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，岂可得乎？何况，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，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。事实上，他在一九八o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，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；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，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。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“亲民‘秀’”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？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，蒋经国的勤政爱民，其去伪善也，又几希？
我们的结论是：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，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。如今他死了，丘宏达说“乃是国家一大损失”真不知道“国家”“损失”了什么？一九五o年，蒋经国说：“复兴活在中国，失败死在台湾。”他如今死在台湾，证明他一语成谶，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。这四十年，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可以从容建立自由、民主的橱窗，可是他们太自私，结果先死后死，都为天下笑。一九五八年蒋经国说他们“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”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，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、至少传位到第三代。蒋经国宣布“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”一时传为美谈，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？那样岂不更漂亮？他有四十年的机会、又有三十年的机会、又有二十年的机会、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，他都执迷不悟，失掉了。最后以垂死之人、做无望之语，纵属临终悔罪之言，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。
也许有人说：“声妓晚景从良，一世之烟花无碍；贞妇白头失守，半生之清苦俱非。”“看人只看后半截。”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、解除那个，我们就该与人为善，称赞称赞。可是我们认为，称赞任何人都可以，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，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，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，我们岂可轻予认定？这位“声妓”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（注意：只是宣布而已）老娘洗手不干了，这种最后几个月的“从良”为时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？
在咚咚马屁声中，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：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。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？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，死前三年时候，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，说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，自今事有伤害百姓、靡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”汉武帝尽管这么说，但历史上，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——历史的定论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。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、信惑神怪、巡游无度、黩武穷兵、北逐匈奴、西通西域、东平朝鲜、南置九郡，因为这都是真的，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、信惑神怪、巡游无度、戒严弄兵、北卖外蒙、西通老美、东媚日本、南联新加坡，因为这也都是真的，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守护神。正相反的，他的一生，所作所为，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，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，是对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的最大亵渎。一个人踩你的脚，一踩四十年，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，你却反而歌颂他，这叫什么政治伦理？又叫什么人间是非？要歌颂，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，而不是他的贵脚啊。至于政治犯陈映真、王拓、柏杨之流，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奉承阿谀之言，则更属失态之尤者，他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，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，未免太忘本了。
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，并且在“政治奇迹”上，还别有“奇迹”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，不尊重政治制度，搞个人独裁。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，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干部，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，本来就有限，蒋经国回国后，在庭训之下，红中带青，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，到搞小组织“燕廉”、“铁血救国会”、“中正学社”活动等等，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、搞个人独裁的路线。这使台湾政治局面，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，犹陷在党内无民主、党政不分、一人领导等特色之上。金耀基说“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，尽了他的责任，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”全是不实的阿谀。事实上，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“积极功能”都在违反“民主的转化”父亲做“总统”、儿子做“行政院长”这叫什么“民主的转化”？父死子继为“主席”、父死子继为“总统”这又叫什么“民主的转化”？蒋介石做“总统”则为“总统制”、蒋经国做“行政院长”则为“内阁制”、做“总统”又为“总统制”这又叫什么“民主的转化”？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，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，而把制度扭曲。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，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，这算什么制度？蒋经国毫无战功，也没打过仗，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，这又算什么制度？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，自己不以为异，人亦不敢以为异，原因无他，搞个人崇拜使然耳。鹿桥说蒋经国是“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”、徐一鸣（无知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）说蒋经国“不搞个人崇拜”统统是不知所云。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，门槛之精，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。蒋介石的个人崇拜，使民畏其威；蒋经国搞个人崇拜，使民惑其亲。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竟亦说蒋经国“仁民爱物，功在国家”；台湾政客朱高正说蒋经国“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”这些不实的谀词，究其原始，都和蒋经国的“亲民‘秀’（show）”不无关系。而这一“亲民‘秀’”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。
蒋经国搞“亲民‘秀’”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。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间，就下乡一九七次、“与民同乐”一五五天。细部举例，像开东西横贯公路，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；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，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；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；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。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，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。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：淮南子所说的“重为惠，若重为暴”“重”是不轻易，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，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。统治者要节制自己，做到“无智”、“无能”、“无为”的三无。“无智，故能使众智也；无能，故能使众能也；无为，故能使众为也。”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、不炫耀能力、不捞过界下决定，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、才不做奴才。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，他要亲施小惠，并且政由己出。结果呢，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、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、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、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，都要“领袖”说了算，到头来“领袖”永远是“一生劳瘁”、“力疾从公”他累得要死，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。
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，周勃不清楚，又脸红又流汗，表示惭愧；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，陈平坦然说不知道，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，不必问我，我是大臣，是管大事的。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，并且怡然自得。陈平是国家大臣，大臣怎么能管屁事？管屁事，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。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，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，这是干什么？一座小庙，值得这样探求民隐，才能了解吗？民隐并非不可探求，但是这样子频繁、这样子毫无章法，不是做“秀”又是什么呢？纪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“亲冒危险，深入荒山，披荆斩棘，风餐露宿去勘察路线”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，何劳“大政治家”亲自出马？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，试问一朝“反攻大陆”、“光复大陆”了，可怎么办？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，建设起来，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，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，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，岂可得乎？何况，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，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。事实上，他在一九八o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，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；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，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。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“亲民‘秀’”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？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，蒋经国的勤政爱民，其去伪善也，又几希？
我们的结论是：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，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。如今他死了，丘宏达说“乃是国家一大损失”真不知道“国家”“损失”了什么？一九五o年，蒋经国说：“复兴活在中国，失败死在台湾。”他如今死在台湾，证明他一语成谶，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。这四十年，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可以从容建立自由、民主的橱窗，可是他们太自私，结果先死后死，都为天下笑。一九五八年蒋经国说他们“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”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，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、至少传位到第三代。蒋经国宣布“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”一时传为美谈，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？那样岂不更漂亮？他有四十年的机会、又有三十年的机会、又有二十年的机会、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，他都执迷不悟，失掉了。最后以垂死之人、做无望之语，纵属临终悔罪之言，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。